挑着行李上科大

阮耀钟

 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门(北京)

1958年我浙江金华一中高中毕业，那年我很走运。第一个走运的是我被免试保送。也就是说，我不必“一颗红心，二种准备”了，也不必参加竞争激烈的高考了。我看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招生广告，特别喜欢，可惜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浙江不招生。当时让我们填三个保送志愿，三个保送志愿我填的是：清华大学电机系，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，最后一个是浙江大学电机系。为什么我把清华大学电机系填作第一志愿呢？说来好笑。在我老家诸暨，把青蛙又叫做田鸡，“清华电机”与“青蛙田鸡”谐音，人们常说“青蛙田鸡”，“ 青蛙田鸡”，我想清华大学电机系一定很有名，于是就把它填作第一志愿了。

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很晚才收到，收到一看，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，是我最喜欢的学校，最希望进的大学，我真高兴，我真走运，这是我的第二个走运。并且我录取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技术物理系，又是我最喜欢的专业。我在念小学时，曾问过老师一个问题：“天有多高？天有没有顶？天若有顶，那顶上面一直一直一直上去又是什么？”当时老师的回答不能使我满意，我对自然界充满好奇，对科学充满向往。

我高中物理老师毛颖可的物理课讲得特好，高中三年我一直是物理课代表，即使高三担任学习委员了，仍兼任物理课代表。我的物理成绩一直是班上最好的，在考试前，我还给班上同学们讲过物理辅导课。我高中毕业能进自己最喜欢的大学和最喜欢的专业，并且这所大学本来在浙江不招生，我的运气真是太好了！

1958年9月初我从老家浙江诸暨农村，挑了一担行李来北京，一头是一只向亲戚借来的旧板箱，另一头是铺盖卷。因为以前我去金华念高中时，每次来回都乘的是每个小站都停的慢车，所以我去北京乘的自然也是慢车。在诸暨到上海的车上，有位好心人跟我讲，到上海火车站加个快，可直达北京，免得一次次转车。可是，我到上海火车站一看，从上海加快到北京，要四块多人民币，舍不得这四块多，还是继续乘慢车吧。一路停了多少个站也记不清了，坐了几天几夜，才到北京。最狼狈的是在南京，那个年头还没有南京长江大桥，南京站下车后，要自已赶到轮渡码头，怕赶不上轮渡，挑着行李几乎是小跑，一跑，箱子把手跑断了。这只旧箱子还是我妈妈向亲戚借来的。当时真把我急坏了，幸亏身上带了根备用绳子，匆匆忙忙、手忙脚乱地系上了，继续跑。

一路上转了多少次车也记不得了，最后一次转车是天津。在天津站换车时我碰到了第一个科大同学──朱惜辰，他后来跟我是一个班。他跟我说过二句话，至今我还清楚记得。这二句话都是他父亲跟他讲的，他父亲是个高级知识分子。第一句话是看数学之类的书时，旁边一定要放一张纸，一枝笔，因为中间推导步骤书上往往是忽略的，要自已去推一遍。这其实就是华罗庚说的念书第一步，要先“从薄到厚”，然后再“从厚到薄”。第二句话是，一进了考场，要有自信，即使被某道题目难住了，也不要慌，这道题我做不出来，别人也做不出来，先继续往下做。分专业后，我与朱惜辰不是一个专业，大学毕业后我们一直没见过面，遗憾。

在北京前门火车站我碰到的科大同学当然多了，但我不记得碰到了那些同学。陈兆甲一直记得在北京前门火车站第一次碰到我时的印象：剃个光头，穿了双草鞋（其实是布鞋，这是他们记错了，也许是因为我“土”的印象对他太深了），挑了一担行李，操一口浙江土话……，活像现在刚进城的打工仔。我与陈兆甲不是一个班，但分专业后都是低温物理专业的，并且陈兆甲、曹烈兆和我，科大毕业后一起留校，我们三个老同学一起共事几十年，彼此从未红过脸，难得。遗憾的是2014年曹烈兆同学先我们走了，就剩陈兆甲和我了，我们二个是联系最密切的大学同学，亲如兄弟。

在北京前门火车站看到有科大的校车来接新生，使我这个乡巴佬感到意外。

到科大报到时，问我从那里来的，我想当然是浙江啰，但是在浙江省的名单中怎么也找不到我的名字，最后在二机部的名单中找到了我的名字，原来是二机部从浙江招了批学生，我是二机部送到科大代培的，是曲线进科大。

为了从何而来，把我折腾了半天。我记得幸菊芳同学为了找他的宿舍也折腾了好半天。我们报到前，学校已把我们的宿舍事先分好了，可是幸菊芳同学怎么也找不到他的宿舍，后来发现原来是搞错了，按照他的名字，把他分到女生宿舍去了。现在幸菊芳同学已把他的名字改为幸勇，我猜想也许是为了避免再次出现类似麻烦。

（2008年2月10日 原载我的新浪博客，此博客是2007年9月6日创建的，但是2017年2月16日被封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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